脑袋里关于爸爸的记忆，少之又少。
为了生活，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我爸爸就长年在外工作。
爸爸是个罗里司机，业余很喜欢摄影，年轻曾经开过摄影社，替人家拍过很多照片。好像、据说，以非盈利为主，兴趣为上。旧家有一间暗房，内有古老的仪器，洗黑白照片用。从小很喜欢看爸爸买的摄影集里面的照片。
爸爸大概做梦都想不到，现在的科技可以用数码来解决很多以前很难做到的照片技术吧。
记忆里面比较清楚记得的，就是每年新年初一早上都要照全家福。十几岁的年龄时，对这种事是很不情不愿的。却没有想过，十六岁的新年就是和爸爸的最后一张照片了。
爸爸把我们的成年礼订在十二岁时送，每个孩子到十二岁就会收到一支派克圆珠笔。以那时的经济情况，那是非常奢侈的。那笔我依然保留至今。
和爸爸的沟通始于写信，大概在二、三年级吧，开始用爸爸送的日记本记日记，绞尽了脑汁用力的写信。弟弟那时还小，每当爸爸到一个地点工作，写信来说有了固定的地址，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就一人写一封。
那时候没有电话，爸爸通知我们回来的日子都是靠写信。我们常常和妈妈在凉如水的夜晚，坐在楼梯间，一边聊天，一边等爸爸。小孩子嘛，有时等着等着就睡着了，临时有变动爸爸不回来了，也不得知。
印象最深刻是六年级检定考试考到5A1B,爸爸回来的时候很高兴，温柔的用他晒得黝黑的手摸我的头。那大概是我和爸爸最后一次，也是长大后唯一一次最亲密的接触。
（当然考A在现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可是对我们单班的乡区华小来说，倒是破了以往的纪录，众人的大反应简直吓坏了我，楞楞地，也不知有多了不起，为啥大家这么高兴。）
纵使如此，我并没有从此平步青云，一路令人刮目，再次证明小时了了。
我十六岁时爸爸患肝癌，虽然他不抽烟。身体非常不适的时候，爸爸工也不能做了，常常躺在自己的暗房前面，望着心爱的器材，或望着走过的我们流泪。基于疏离感，我从来不知道怎么接近爸爸，帮助爸爸，让他好过一些。那也是我后来的遗憾。
后来情况恶化，舅舅带他到吉隆坡同善医院做化疗。爸爸化疗后不见好转，非常虚弱，舅舅怕我们见不到他最后一面，电召我们兄弟五人一齐到医院接他。那是我第一次到吉隆坡。
天知道昏昏沉沉的爸爸，竟然可以挺着一口气，经历舟车劳顿的回到我们麻坡的家，在家里过世。
华人的禁忌是家里有人过世，一年内逢节日都不大肆庆祝。那一年的端午家里没裹粽子，是我第一次吃到很多不同口味的、别人家送的粽子。邻居、同学的妈妈，都送了粽子。那也是我第一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，虽然从没有庆祝过。
很久很久以后，当我嫁了人，我不知如何称谓别人的父亲做爸爸。我叫了很久的“Father”。那仿佛是我隐藏心底很久不敢唤醒的悲伤，连诉诸文字都很艰难，需要巨大的勇气。
偶然间让我发现这张爸爸为我拍的最后一张大头照，后面还有爸爸的字迹。这是在我家暗房冲洗的。那个彩色照片已经盛行的年代，黑白照的显影液已经很难买到了。当然也洗不出早年那般的质量。
到底拍大头照来干嘛，我完全想不起来。88年是我上中学预备班的年份，身份证也已经领了。我只记得我打完排球晒到脸黑黑回来，爸爸叫我来拍照。那个年龄开始爱美，额前的刘海都不肯假手于人。反而是现在，因为久没磨练，手艺荒废了。
爸爸通常会很用心的把日期、光圈和速度记下。
老公看到照片很吃惊，他说怎么有这么可怕的照片？那多不吉利——
对我来说，无言的照片是爸爸留给我们永恒的回忆。和爸爸的初衷一样。
